科學劃界——從本質主義到建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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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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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中,科學劃界(demarcationofscience)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所謂科學劃界就是為科學劃定一個邊界,從而把科學與其他知識形式區分開來,比如宗教、迷信、偽科學等等。為了實現這一點,哲學家們必須追問“什么是科學”,也就是說必須給出科學的本質定義,然后再把此定義作為劃界的充分必要條件。20世紀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以及波普爾都試圖這樣做。然而,費耶阿本德以及羅蒂等人意識到,本質主義的劃界標準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因為科學不僅處于發展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異質性的。因此,他們試圖消解劃界問題。然而,不管是本質主義的科學劃界還是對邊界的消解都是不合理的,因為科學的邊界問題不僅僅是個哲學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1]在科學教育、政府決策、臨床醫學以及科研經費的資助等實踐場合,相關的群體必須回答“何謂科學”,科學的邊界正是在這些地方性的情境中得到勾畫的,它是這些群體的地方性建構的結果。因此,為了理解科學實際上是如何被定義的,科學與其他知識形式事實上是如何被區分開來的,我們有必要從本質主義的規范性劃界走向建構論。


  二,本質主義劃界及其消解


  在20世紀早期,邏輯實證主義首先提出了“可證實的”科學劃界標準。經歷了語言學轉向的邏輯實證主義把分析的目光投向了語言系統。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是一系列具有嚴密的邏輯結構的有意義的命題集合,那么何謂“有意義”呢?為此,邏輯實證主義制定了兩條標準,首先是符合邏輯和句法,其次是經驗證實。一個命題要有意義首先要符合句法,詞匯的混亂堆積當然無法獲得意義,其次,諸命題之間要邏輯自洽,違反邏輯當然是不允許的。更重要的是,一個命題必須能夠被還原成觀察命題從而得到經驗的證實,無法被還原成觀察命題的語句是無意義的,包含無法得到經驗證實的詞匯的命題也是無意義的,無所謂真假。因此,“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2]


  但是,波普爾認為可證實標準無法成為科學劃界的充分必要標準,因為這個標準既寬又窄:過寬是因為它無法把占星術等知識形式與科學劃分開來,占星術的某些結論也是可證實的;過窄是因為它把某些重要的科學理論排除在科學之外了,比如愛因斯坦的引力場理論等等。所以,波普爾提出了自己的可證偽性標準:“應作為劃界標準的不是可證實性,而是可證偽性”,“一個經驗的科學體系必須可能被經驗反駁”。[3]在波普爾看來,科學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個猜想與反駁的過程。科學從問題開始,為了解決問題,科學家們提出大膽的猜想(假設)。但是猜想僅僅是猜想,還不足以構成知識。為了不斷地逼近真理,科學家們必須用經驗來證偽那些猜想,從而不斷地剔除錯誤,走向更高的精確性和真理性。沒有什么理論能夠免于批判,沒有什么能夠躲避經驗的證偽。那些從邏輯上無法得到經驗證偽的命題不屬于科學的范疇。所以,在波普爾那里,可證偽性成為劃分科學與偽科學的標準。


  但是,波普爾的劃界標準依然是有問題的,因為它也無法為科學劃界提供充分必要條件。它是不充分的,因為占星術的某些命題雖然不是科學但可以證偽;它是不必要的,因為生物學的進化理論雖然無法被直接證偽但它依然是科學。在波普爾之后,許多科學哲學家都意識到了科學劃界的困難,所以劃界標準不斷被弱化。薩迦特(P.Thagard)和邦格(J.Bunge)不認同上述本質主義的劃界思想,認為此種做法過于苛刻,從實踐上說是失敗的。他們試圖從邏輯、心理學、歷史和社會的角度提出多元的劃界標準,邦格(J.Bunge)甚至給出了由12個變量組成的劃界標準。[4]但是,所有這些劃界標準都是有問題的,眾多標準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劃界問題是多么棘手。


  在費耶阿本德和羅蒂等人看來,尋找本質主義的劃界標準是徒勞的,因為科學沒有本質。費耶阿本德把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表達的觀點推向了極端,提出了“怎么都行”的無政府主義的知識論立場。傳統的思想家們總是試圖為科學的合理性和客觀性辯護,所以中立性實驗、觀察或者理性方法成為科學的救命稻草。但是,在費耶阿本德看來,“認為存在著一種普遍的、不變的方法可以作為恰當性的不變尺度,甚至認為存在著普遍的、不變的合理性,這種思想就像認為存在著一種普遍的、不變的測量儀器可以測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環境如何的思想一樣是不現實的。”[5]與庫恩一樣,他也否認在科學的歷史發展中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論、理論或者經驗等等。這樣,科學的權威就再也無法得到辯護了,科學的合理性、客觀性和進步等概念成了空中樓閣。在費耶阿本德那里,劃界問題被取消了,“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不僅是人為的,而且也不利于知識的進步”,“斷言‘科學以外無知識’只不過是又一個最便宜不過的童話”。[6]


  羅蒂同樣取消了科學劃界問題。在羅蒂看來,科學劃界試圖把科學當作是宗教的替代品,從而把科學當作是文明的堅實基礎。在傳統的思想家們看來,科學是對實在的正確表象,正確的方法和程序可以保證科學知識能夠正確地反映實在。但是,在對實在論和“鏡式”知識論作出批判之后,羅蒂發現無論是方法論還是中立的實在、概念框架都無法為科學奠基。因此,他提倡用“連帶性”(sodality)替代實在論意義上的“客觀性”,連帶性存在于特定的人類共同體之中,是共同體的人之間經由對話達成的一致和共識。這樣,科學就從實在走向了主體間性,從認識論走向了解釋學。一旦把科學置于對話和共同體之內,科學與人文科學、藝術之間的對立就有可能被取消,科學與其他文化部門的分界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特的哲學問題。


  三,走向建構論


  本質主義的科學劃界試圖找到科學獨一無二的本質,從而為科學的合理性和權威性辯護,而反本質主義者則試圖消解科學的邊界,否認科學在當代社會中的權威性。但是這兩者都是有問題的。首先,本質主義者無法找到科學的權威來源,無論是恰當的方法論、理性程序、經驗驗證等等都是行不通的,這突出表現在科學劃界所遭遇的諸多困境上。其次,反本質主義消解科學邊界的做法無法解釋科學的權威性。在當代,科學無疑是知識權威的主要源泉,任何知識主張只有把自己標注成“科學的”才能夠活動權威性。反本質主義否認科學的權威顯然不妥。最后,無論是本質主義者還是反本質主義者都是站在知識論的規范性立場上來談論科學劃界問題的。他們把自己當作是科學的立法者,一方說科學應該有邊界,另一方說科學無所謂邊界。但是有無邊界的問題不是哲學家所能夠決定的,它是一個實踐性的問題,具有重大的倫理意義和政治意義。[7]科學邊界的實踐意義提醒我們要把目光從哲學的層面轉移到社會學或者政治學層面,但是應該采取何種進路呢?


  我們知道,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科學論(sciencestudies)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人不滿于傳統的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方法,他們試圖從庫恩和維特根斯坦那里尋找靈感,試圖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以及科學知識本身,這樣的進路一般被稱為科學技術的社會研究,其核心的知識論立場一般被稱為建構論。以往的科學哲學從規范性的立場出發來看待科學,認為科學是對客觀實在的表象,表象的精確性一方面受經驗觀察的證實或者證偽,另一方面受制于理性的邏輯方法。科學知識的發現過程則被當作是社學心理學的研究對象。這就是“發現的情境”與“辯護的情境”的分離。默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專注于科學制度和科學的規范結構,絲毫沒有觸及科學知識這個內核,而以曼海姆為代表的知識社會學則把科學排除在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之外,從而否認了社會要素對于科學知識的影響。但是,以科學知識社會學為開端的社會建構論則一反傳統,它試圖彌合“發現”與“辯護”的鴻溝,實現科學的“情境化”(contexualizationofscience)。科學的情境化意味著,任何科學知識和科學語句都無法離開具體的情境條件來抽象地加以研究。科學知識和事實是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被生產和辯護的,離開利益、權力、價值觀等社會歷史條件,我們就無從理解科學,無從把握它的意義是什么。所以,在建構論那里,知識論與社會學、歷史學甚至政治學融為一體了。


  在建構論者看來,實在論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實在無法決定科學知識的真偽,科學也不是對實在的客觀表象。如果說實在無法為科學知識辯護的話,那么科學的有效性和客觀性是如何得到辯護的呢?答案只能在情境條件中尋找,權力、利益、價值觀、修辭等社會文化要素為特定情境中的科學知識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礎。所以,科學的有效性和客觀性只能是情境化的、地方性的。那種無情境的、凌駕于社會和歷史發展之上的普遍主義科學觀只能是一種幻覺。既然科學知識的內涵和意義只能在具體的情境中才能獲得,那么由此必然得出,意義可以隨著情境的變化而變化。這樣我們就理解了本質主義的劃界為什么走錯了方向,因為為一個處于歷史發展中的、具有情境依賴性的東西劃定一個永恒的邊界是非常荒謬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可科學是社會建構的,實在無法決定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性,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認為,科學的邊界也是社會建構的,科學自身為何同樣也無法決定科學在社會中的形象、權威以及邊界。[8]


  四,作為社會建構的科學邊界


  建構論無疑為我們考察科學邊界問題提供了一條非常重要的進路。如果說科學知識是在實驗室中被建構出來的,那么科學在實驗室和專業共同體之外的形象和權威同樣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所以托馬斯?基恩(ThomasF.Gieryn)主張把“建構論帶出實驗室”。[9]把建構論帶出實驗室的意思是說,既然我們無法找到科學的永恒本質可以為科學辯護,那么我們也就沒有理由認為科學在實驗室之外的形象、邊界和權威可以由科學的本質來加以說明,它們同樣要用建構論加以解釋。哪些主張具有知識權威因而是科學的?誰稱得上是科學家?科學與宗教和巫術的邊界在哪里?哪些項目應該得到資助?這些問題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得到回答。在這些情境中,相關的群體基于自己的目標、立場和利益而塑造著科學的形象,勾畫著科學的邊界,建構著科學的權威。


  從建構論的角度研究科學的邊界還要求我們轉換自己的角色,從科學邊界的立法者變成建構過程的描述者和記錄者,要把目光投向所有在特定的情境中參與邊界建構的參與者身上。哲學家無法決定“什么是科學”,這個問題要由相關的社會群體來回答:科學家、政府官員、普通大眾、決策者、激進資助者等等。基恩提出的劃界-活動(boundary-work)概念恰當地說明了建構論的研究對象。所謂劃界-活動就是相關的群體在特定的情境中把某些主張看作是科學而否認其他主張的權威性和科學性,“當人們相互爭奪科學的認知權威(以及可信性、聲望、權力以及物質資源,這需要占據特權地位),或者使其合法化,或者對其提出挑戰的時候,劃界-活動就會出現”。[10]那么,科學的邊界和權威性是如何在地方性的情境中通過相關群體的劃界-活動而被建構出來的呢?我們不妨通過案例來加以說明。[11]


  17世紀60年代羅伯特?波義耳與托馬斯?霍布斯之爭不僅僅是實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爭,其實質是對真正的、權威的知識的描述:何謂真正的、合法的知識?知識是如何被生產的?誰生產了這種知識?它的目的為何?這場爭論是劃界-活動的典型案例,各個相互競爭的群體以不同的方式給出了不同的知識圖景,其中每個群體都賦予自己的主張和實踐以權威性和合法性,而拒絕其他群體的權威性。


  在波義耳之前,實驗方法往往與傳統的煉金術聯系在一起,但是波義耳試圖用實驗方法來改造傳統的自然哲學,并把知識的合法性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之上。科學尋找的是事實,實驗得出的結果是否是事實有賴于集體見證(科學共同體和觀察者共同體的認同)。那些超越于實驗和集體見證之外的知識都是不合法的,不屬于科學的范圍,比如形而上學、宗教、個人體驗等等。但是在霍布斯看來,確定的科學知識要以理性演繹為基礎,科學尋求的不是事實,而是因果解釋。這種邏輯演繹的強制力量并不在于它們在自然界中的對象化,而恰恰在于它們的約定性質和反事實的性質:當人們從約定的定義出發,理性地演繹出必然的解釋時,知識就變成確定的了,反之就無所謂知識。


  我們不能認為波義耳之所以獲得勝利是因為他的觀點更符合科學的“本質”,這樣的話我們就又回到了本質主義的老路上去了。我們要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來看看波義耳為什么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夠戰勝霍布斯。正如《利維坦與氣泵》的作者所說的那樣,他們旨在考察實驗成為權威性知識之基礎的歷史條件。波義耳之所以獲勝,是因為他的科學劃界更好地滿足了一些人的利益和需要,而這些人和群體的力量最終壓倒了霍布斯。波義耳的集體見證保證了紳士階層的利益和權威性。在波義耳那里,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見證都是有效的,只有特定的群體才能生產可靠的知識,比如具有紳士身份的皇家學會的會員。波義耳對知識的規定還更好地滿足了復辟時期的英格蘭的當權者的需要。王朝復辟時期的危機清楚地表明,保證社會秩序是多么重要。在霍布斯看來,秩序的問題就是知識的問題,他試圖通過利維坦式的知識演繹模型來構造一種統一性和秩序。但是在波義耳看來,霍布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因為理性無法保證共和的統一性,況且利維坦式的專制還會導致查理一世式的暴政。波義耳的劃界方案正好借予“專制與極端個人主義之間”,這既避免了專制暴政,又避免了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知識和事實的集體見證),所以他的方案與當時的政治需要恰好一致,從而得到了當權者的支持。


  最終,波義耳的劃界-活動獲得了勝利,但是這樣的勝利不是永恒的。波義耳的劃界標準在其它情境中是可以做多種解釋的,它具有解釋的可塑性,所以不能決定以后的科學邊界標劃在何處。總之,研究科學的邊界問題不能從知識論的角度來加以解釋,我們要把目光轉向劃界所在的歷史文化背景,具體地考察劃界-活動中所包含的權力、利益、價值觀以及社會和文化需要。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理解科學邊界的歷史可變性和情境依賴性。


  五,結語


  “在現代社會,科學幾乎是認知權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廣泛信任并被認為是自然的解說者的人都需要獲得科學共同體的許可”。[12]但是科學的權威并不是先天的,也無法用科學的內在本質加以解釋和辯護。正如自然無法決定科學知識的真偽一樣,科學知識和科學事實本身也無法決定科學在社會中的形象以及人們對科學的理解。科學邊界的建構是一個修辭過程,而不是邏輯過程。在地方性的情境中,不同的群體為了使自己的知識主張具有科學性,就必須回答何為科學的問題,也就是必須援引各種資源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并把它與宗教、巫術等非科學主張區分開來。他們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目的在于為自己的主張爭奪權威性,從而把他人的主張斥為非科學的,以剝奪他人的“知識權威”。所以從建構論的角度說,科學的邊界和權威是相關的群體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構結果,是群體之間爭奪權威、資源、權力和聲望的結果。


  科學邊界只能是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構結果,因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分部分依賴于特定的實踐關懷而非關于‘科學的’哲學理論或哲學定義。我們需要在人們的實際決策和選擇的情境中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13]這意味著建構出來的邊界不是永恒的,而是可變的,隨著情境和時間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目標和利益使得科學邊界無法被一勞永逸地確立起來,歷史上的科學邊界無法決定當下的科學劃界,當下的科學劃界也無法決定以后科學邊界的劃定。所以,科學的邊界永遠處于不停的重構當中,當某一科學家的知識權威受到威脅時,或者當某個人的科學合法資格受到質疑時,劃界-活動就出現了。任何劃界-活動都時對科學邊界的重構,這樣的重構無法由任何既定的科學形象所決定,也無法為科學的任何本質特征所決定,重構的結果取決于各方的資源占有、修辭技巧等各種要素。


  如果我們承認科學邊界是地方性情境的建構結果,這樣的建構隨著情境的不同而不斷變化,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科學與宗教、巫術等非科學之間的邊界是相對的呢?是否意味著關于科學的定義是隨意的呢?是否意味著科學邊界的建構“怎么都行”呢?在否定了本質主義的劃界之后,我們無法用科學的本質來反對相對主義。這樣,不可避免的是,科學的邊界具有相對性,它相對于特定的情境。但是,建構并非是任意的,它要受到一系列情境條件的約束。先前的邊界在何處?在從事劃界-活動中相關群體可資利用的資源有多少?他們的目標和價值觀為何?所有這些要素都決定了科學邊界的建構。雖然對科學的解釋和理解具有可塑性,但是解釋的可塑性并非意味著任何解釋都是允許的。相關的群體在特定的情境中就科學的邊界問題進行商討,各方充分利用各種修辭手段來說服對方,當共識達成的時候,科學的邊界就被建構起來了。雖然這條邊界僅具有暫時的穩定性,然而它對此情境中的相關群體而言無疑是有效的。


篮球场面积